毛泽东的国有企业管理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特定历史时期，这一思想围绕国家工业化建设目标，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经济根基，融合战略管理、人本管理、激励机制、资源配置及企业文化建设等多维度内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体系。本文从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制度设计、以建设新中国为共同愿景的战略管理、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的人本管理、多元协同的薪酬及荣誉激励机制、计划经济下的节约型管理模式、以职工文化活动为载体的企业文化建设六个方面，系统梳理和论述毛泽东的国有企业管理思想，尤其结合三线建设企业的实践案例，剖析其历史逻辑、实践路径与时代价值，以期为当代中国企业管理创新提供历史借鉴。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和国家文化形象塑造意义重大，但三地文化产业治理政策分管分治导致同质化竞争，影响文化资源配置与区域产业协同合作，阻碍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实现大湾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其核心在于通过文化产业协同立法的方式构建区域一体化的法治环境。粤港澳三地文化同源、产业互补，并受人文湾区建设目标驱动，为协同立法提供内生动力与外在支撑。大湾区立法机关应当秉持“小切口”“先易后难”等大湾区立法理念，以省际间协同的方式，合作制定“促进为主、管理为辅”的大湾区文化产业促进条例。通过文化产业协同立法，粤港澳三地能更好地实现文化资源优势的错位互补，释放产业发展协同效应，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
革命博物馆作为国家记忆的守护者与红色基因的传承枢纽，其教育效果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取决于能否与观众进行深度连接。本研究基于约翰·福克提出的身份相关的观众参观动机理论及其对博物馆观众的分类，以辛亥革命博物院为例，通过梳理辛亥革命博物院观众在社交平台上的评论关键词和特征，识别其观众类型，并用观众访谈数据进行分类验证。研究发现约翰·福克所提出的七种观众类型中探索者、促进者、寻求体验者、专业人士、朝圣者和寻求关联者在分类实践中都有体现，未发现其描述的充电者。这不仅验证了约翰·福克的理论，也为理解辛亥革命博物院如何平衡其教育使命、政治属性与公共服务角色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同类革命博物馆精准识别观众需求、优化服务提供依据。
<正>阅读解振华、林毅夫等著《学思平治——名家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一书，一个重要感受是它的“接口价值”。我们从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到互联网消费和生产、再到数字化转型，都在不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该书没有局限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政策理论阐释和论述，没有停止在原有的架构，而是在人工智能浪潮与新质生产力酝酿和形成的节点，搭建起技术与制度、理论与实践的AI衔接支点，让工业化可以过渡到智能工业，让互联网与人工智能优势互补，让产业创新受益于AI创新，让数字原生升级到智能原生。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2015—2024年核心期刊上的432篇中原文化研究文献为样本，运用书目共现分析系统(BICOMB)、Gephi和SPSS等软件，对国内中原传统文化研究进行分析梳理。研究发现，近十年中原文化研究热度稳定，虽学者间合作有待加强，但研究成果丰硕。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确定了研究热点为文化认同、传播、交流融合等核心主题。通过主题聚类得到5个研究模块，包括“中原经济区与特色文化产业研究”“中原地域文化的传承、创新及历史关联研究”“中原文化与多元文化的互动、传播及相关文化形式研究”“文化认同与共同体建设”“中原文化与周边区域文化的对比与关联研究”。通过纵向时间维度分析，研究趋势呈现阶段性变化，从关注区域经济文化融合，到聚焦对外传播交流、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的传承创新，再到多元文化互动下的文化传播。未来研究可从宏观的全球文化语境与微观的学科融合、文化元素开发等视角展开，促进中原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
革命文化资源具备历史价值、思想价值、教育价值、社会价值。革命文化资源见证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传承革命精神的思想价值，学习党的奋斗历程和艰辛岁月，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兼具历史性、时代性、传播性等系统性功能，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革命老区，革命文化也是他们独有的文化资源宝库，传承弘扬老区精神，推进革命老区的振兴与发展极为重要。其宗旨精神、初心精神、奋斗精神是提升革命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生产力、提升文化凝聚力的重要路径。面对当前革命文化“抽象化”“泛娱乐化”“中立化”的现实困境，亟需重视革命文化资源，传承革命文化精神；认清时代症候，破解革命文化发展难题；坚持文化多业态融合，推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发挥革命文化资源的磅礴伟力。
中国红色文化是世界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推动红色文化国际传播对彰显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独特意义。基于SOR模型(刺激—机体—反应)分析，红色文化国际传播遵循“条件刺激—机体感知—行为反应”的基本逻辑。面对环境复杂性、方式创新性、受众多样性和主体协同性的多重挑战，要基于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机体感知，不断优化中国红色文化国际传播的路径。重点从加强中国红色文化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打造阶梯式中国红色文化国际传播布局、运用复合型中国红色文化国际传播手段、创新多元化中国红色文化国际传播载体等多方面着力，不断增强中国红色文化国际传播效能。
三线建设见证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独立自主探索之路，遗留的工业遗产(简称“三线工业遗产”)成为构建国家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活化实践的持续推进，如何系统性地挖掘、识别并提取其核心文化记忆符号，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研究基于眼动追踪技术，探讨三线工业遗产文化记忆符号的认知特征及其传播价值。通过实验设计，选取64张具有代表性的三线工业遗产图片作为刺激材料，结合眼动指标(注视次数、注视时间、眼跳次数)和主观问卷调查，分析了物质文化符号、行为文化符号和精神文化符号的认知特征与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精神文化符号相较物质文化符号更易形成记忆焦点；三线相关人群对符号的认知效率显著高于社会公众人士，表现出更集中的视觉搜索行为；行为文化符号更具传播潜力，为后续保护传承与活化设计提供了量化依据。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经济持续向好，我国工业遗产研究稳步推进，立足国家战略，聚焦人的现实需求，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在工业遗产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注重物质和非物质属性遗产的协同发展，聚焦工业遗产集群效益，注重中国特色工业遗产话语体系建设。在工业遗产再利用路径研究中，指出工业遗产旅游是重要议题，工业遗产活化再利用研究呈现不同技术、不同学科、不同主体之间融合互动的趋势，场景再造与精神赓续是实现工业遗产再利用价值的重要手段。在城市更新视角下的工业遗产研究中，对再利用手段的思考与城市空间的改造成为重要关注点，并广泛运用城市触媒视角。研究成果总量丰富，但高质量成果占比偏低。具体表现为：基础理论研究仍然薄弱，多学科融合的深度尚需拓展，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亟待突破，特别是要进一步增强成果的现实关联性。
<正>一、从革命文物到红色工业遗产的概念革命文物是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革命文物的保护是中国近现代遗产保护的起点。近现代遗产的保护始于1937年的苏区。当时，毛泽东和朱德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征集红色革命历史材料的通知，要求收集和保护各类革命文物和实物。这一举措具有很强的价值指向性。延安时期的文物，如红军的皮带、千疮百孔的衣物等，都具有特殊的价值取向。“红色”概念并非以经济价值为导向，而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整体价值取向密切相关。